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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南宫搏衍讲史之绪，既用小说形式，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的型态，有《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代名人轶事》等书。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如《吕纯阳》、《鲁智深》、《韩信》、《李后主》，写大时代，如《大汉春秋》、《玄武门》之外，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 先后曾写过的女人，包括嫦娥、妲己、西施、蔡文姬、江东二乔、刘兰芝、甄妃、祝英台、乐昌公主、虢国夫人、杨贵妃、武则天、鱼玄机、李香君、潘金莲等，甚至还有一本《妈祖》。 高阳生前，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他未正面回答我，只说南宫搏对《唐史》等是很熟的。我明白他如此说，是“不相菲薄不相师”之意。历史小说作家原本就很少，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则是肯定他作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可是高阳与他，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目的及写法，互不相同，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骘南宫。 事实上，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高阳物伤其类，不愿矜伐，不随口批评同道，实在是他的好德行。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其实正是必要的。 因为，高阳与南宫搏，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 高阳的历史小说，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例如写李娃、风尘三侠、杨乃武与小白菜、李师师周邦彦等。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以考得者推拟模构，类似重建历史现场，如写李商隐、董小宛、曹雪芹、龚自珍等都是。对“历史疑案”，深感兴趣，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另一方面，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以“通古今之变”。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故其小说，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所以说，他的小说，是充满历史意识，着眼于历史整体的。因此他的写法，也就较少单一主线、单一主角，常会以“跑野马”的方式，勾勒社会整体，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名物风俗，人际网络，非常注意。 相较于高阳，南宫搏所关怀的，是个体化的历史。 从题材上看，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为什么专挑女人，写些风流韵事呢？是作者意存佻挞、性好风流吗？不然。女人的身世，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人际网络，基本上无甚关系。这些女人，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关联起来以后，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但就她本身来说，她的生命、喜怒、情爱、遭际，其实自成脉络、自成风景。南宫搏所要描绘的，就是这一段风景，因此，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 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如韩信、光武帝、唐太宗。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如何成就其事功。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变，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他写太平天国，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而放在洪宣娇。 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我仅见的一篇，是《从紫凤楼到韩信：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据他说，他的历史小说写法，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佛兰克（Bruno Frank）的影响，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历史或时代，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 要这样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也不忌讳，乐于质疑正史、怀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 高阳则相反，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故小说虽非史述，意亦不在证史，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因此，两人的不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有此两大典型，足堪珍视。 唯高阳故世之后，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尚不寂寞，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于缅叹。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校订重刊，令人欣喜钦敬不已。历史小说的命运，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焕发出新的风采，也未可知。龚鹏程先生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 ·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行政院”杰出研究奖。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管理学院校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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