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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源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编纂过程
  1.过程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2.《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
  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这部书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乾隆牵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费时之长,耗资之巨,确实是功不可没。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功劳归功劳,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这个私心,说到底就是想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它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9月10日,盛世宏篇《四库全书》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举行。据介绍,由于放置在玻璃墙内书架上的《四库全书》均藏身书函内,为了让读者能一睹其真迹,国图还特意从善本库抽调了30余册《四库全书》放置在展柜内。此次不仅是国图所藏《四库全书》首次集体亮相,同时也是首次将其他地方所收藏的《四库全书》一同借来展出。此次共汇集了196种与《四库全书》相关的照片、档案、文献,共300余册,其中《四库全书》共100余册。 中新社发 冯军(北京) 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本次出版的《四库全书精编》,精选《四库全书》之精华,以便于读者诵读为宗旨,所选之文,趣味清源,神采焕发,无一语不耐人寻味,无一篇不睿人智慧,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几尽荟萃于斯。
  纪昀(纪晓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10载。至1782年,编纂初成;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乾隆三十八年(1773后)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七略》。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清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于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称为善本。
  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为秘本。
  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大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倍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贵。
  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残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如运输、转卖、转抄、争执等)而残缺不全的书本为残本。
  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补,加以已意而写成的书。
  续书: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传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记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纪昀(1724-1804),字晓岚,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钩沉摘隐,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纪昀亦是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常”,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105种,1868卷,入存目41种。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汉学代表人物。因博闻广识而破例允许他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四库全书》的主要纂修官。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库全书》总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52年,清廷发现《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令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时值隆冬,陆锡熊患病,终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可见朝野对《四库全书》之重视与严谨。
  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喜作诗文书画,著有《九思斋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帝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控,命永瑢与永璇、永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
  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四库全书所毁书籍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部分被销毁的史料名册"军"字头:《军器图说》、《军中遗稿》,"经"字头:《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明"字头:《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皇明"字头: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甲申"字头此类字头,全部禁毁,《朝鲜征倭纪略》禁毁满清查禁。
  但"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淫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奸;《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胡编出来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现摘录如下: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
  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
  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
  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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