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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300首 第175首
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
我们再看贾至（舍人）的“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看杜甫的“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看岑参的“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杖拥千官。”——“弱柳”、“燕雀”毕竟不是“盛唐”的象征，唯岑参的两句有同样阔大的气概，但“仙杖”又不免迹近云外仙事，不似人间的大唐政治。王维诗的最后二句：“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意念潇洒但声调沉厚，弥漫出典雅尊严、雄浑深郁的盛唐气格。
二，关于王维人格的评价，历来争议不少。五六十年代，他的与世隔绝的隐逸生活、闲情逸致的地主情趣和怀禄恋栈、毁节偷生的政治污点以及《新唐书》本传说他的“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的阔绰而腐朽的社交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更直捷地说他：“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王维、王缙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作官能手。”此话虽偏激，但亦大抵触到痛处。
长安陷贼时，他能安心接受伪职（当然是极不愿意的），杜甫却能从贼地长安“脱身得西走”，直奔灵武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储光羲与他一起受伪职，没有得到代宗的宽恕，后景可怜。
李华在征召起复时，拒不受职，“自伤隳节，力农，征召不起”，知一个“耻”字。王维虽也自责：“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贪冒官荣，荏苒岁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责躬荐弟表》），但却仍安心征召，并且官越做越大。“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固然也算是一种人生表态，“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也可以认作是庙堂知恩的应酬。
《集异记》、《明皇杂录》之类的书都忙着记载的王维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宠儿，颇有知识分子领袖的身份，他所持身的竟是“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求仁求义只是看作笑谈。他在大节上的动静出处恐怕不能过于“宜粗不宜细”吧。
晚唐，我这里只拟谈谈李商隐。李商隐不仅是晚唐最值得重视的一位诗人，也是唐诗形式发展更新的一个新典范。他的七律七绝的艺术功力几乎可以说做到了唐诗的顶峰，所谓“唐人无出其右者”。（注：清人对李商隐诗特别是七律七绝评价甚高。
叶矫然称“李商隐为晚唐第一人”（《龙性堂诗话初集》）；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称，李商隐七律七绝“唐人无出其右者”，“为唐人之冠”；叶燮《原诗》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当然倘有人抬出杜甫来，主流的批评界也会折衷或让道，如薛雪说：“前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唯此二公而已”（《一瓢诗话》）。
宋人如王安石也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宽夫诗话》）。前面说过，中唐的人其实都已感觉到诗歌在语言、音节、句调、意象上已接近纯熟的境地，艺术的开拓似已到了尽头，李商隐正是在李杜韩的强烈压迫下，试着开出一条审美形式的险径的——韩愈是他的榜样，也是他努力超越的最后一个前辈权威。他的手段简单一句话就是在七律七绝中创造一种语意朦胧的、唯美的意象结构，在形式与内容上双双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应。
正是凭了这一点，在唐诗史上耸起最后一块巨碑。李商隐研究是唐诗学中的一门显学，队伍阔大，名家如云，成果丰饶。笔者门外听“锦瑟”，卑之无甚高见，只是简略地提几条：一，李商隐的评价问题；二，李商隐的政治、咏史诗；三，李商隐的无题诗。
称美李商隐诗的人固然很多，但贬斥的人似乎也不少。从唐末李涪诋李为“帷房淫秽”之无行文人，谓其“无一语经国，无纤意奖”，到清代黄子云《野鸿诗的》斥之为“三百篇罪人”。这些批评大抵直指其香奁绮靡、男女艳情的诗面，所谓“乖大体”、“伤名教”。
明人王世贞《全唐诗说》直斥为“义山浪子，薄有才藻”，鄙夷之意，溢于言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拒不收李之“无题”诗，大抵也意在排斥他的“艳情”。明末与清末诗坛均出现过一阵学李商隐体的小小浪潮，他的评价也时起时落，贬褒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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