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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300首 第175首
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
——打破四期说的思路和观点不同，断分的模式还可以玩出花样，正也可以看出一时文学史分期的纲领与依据（历史的、审美的、经济的）。
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唐诗的史的程序解释可以不同，但认识的对象质性却基本同一，即开元、天宝、大历、贞元、元和、长庆都是重大关节。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想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唐诗历程的独特看法。他以八世纪中段的安史之乱为界划为两大片——前一片有儿童时期（七世纪初唐）和八世纪上半的少年时期（开元、天宝）两段；后一片则是八世纪后半至九世纪上半（755～850）所谓成人时期和白居易死后到唐亡的晚年时期两段。
胡适有三段话值得重视：一、“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直是以诗为游戏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艺儿，更不足道了。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
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 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
第二段：“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地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大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第三段：“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艺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调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象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这三段话里我们注意到胡适对一部唐诗史的观照角度与断制依据，他首先是从思想史上认识到那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与人生态度的变化，必定带来对文学对诗歌的认识的深化，从而引起创作态度、创作思路与创作方法的变异——走向现实主义。
其次，这三段论述的一个核心的基点就是八世纪下半之后的，由杜甫到白居易所集中闪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光辉（思想内容、认识态度和写作方法）。
用写实的手笔、平实的风格，表现实在的人生，社会实在的问题，百姓真实的痛苦，所谓“痛定思痛”、“呼号愁苦”，表现出了“成人”的社会思考与审美判断——认识上有一个飞跃。
第三，这个手段又正是白话诗形式——从白话的乐府歌词声调字眼吸取自然营养，到利用改造之后的自主自由创造——新乐府。
（注：胡适《白话文学史》开讲唐代文学，第十一章即题标“唐初的白话诗”。开门见山称：“向来讲初唐（约620～700）文学的人只晓得十八学士、上官体、初唐四杰等等（看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6，页1～36）。我近年研究这时代的文学作品，深信这个时期是一个白话诗的时期。故现在讲唐朝的文学，开篇就讲唐初的白话诗人。”
胡适认为，唐初的白话诗以王梵志最为重要，其次是寒山拾得和王绩。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考证介绍了王梵志的生平史迹以及他自己对王梵志诗的多方搜集。
——王梵志的诗未入《全唐诗》，经胡适大力提倡，从刘复、郑振铎到孙望、童养年、张锡厚、郭在贻的勤力收集整理，王梵志的诗集初具规模。王梵志诗的发现推扬与收集整理正是“五四”以后新的文学史观的流布和现代学术意义的唐诗研究确立的直接成果，不仅从史料篇幅上补充了《全唐诗》的缺遗，而且从文学思想上完善了“全唐诗”的认识观念与学术范畴。）
故胡适说：“乐府歌辞只是一种训导，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做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作‘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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