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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1 谈判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

 

  头一天中午,我约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共进午餐。吃午饭的时候,我打出底牌,但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在外边,到第四年,即1988年1月1日进驻香港。同时为了照顾你们,1997年之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联合小组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撤回方案,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柯利达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不能不严肃地考虑。 

  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第一道菜刚喝了个汤,英国那边来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原来,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就是要再晚些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我们说要1988年进去,英方提出要1993年才进去,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英方又提出联合小组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想拖到2002年,我们也拒绝了。杰弗里.豪没办法,他见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时候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而不是1993年才进驻。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小平同志会见时说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女王来访,并讲了他在北戴河对吴学谦和我讲过的“五不要”,杰弗里.豪保证中方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但小平同志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说:“还可能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可能出现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小平同志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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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中国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剩下了一个公报的形式问题。英方不愿意写这是主权回归,它提出的文本说:“联合王国将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继续管治香港,并将于1997年7月1日起终止它在香港行使的一切管治权力。”而中方则强调这是核心问题,一定要说明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将于该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商量来商量去,英方提出要搞一个条约,而中方则说不搞条约了,搞中英联合公报的形式。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英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仿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签署的《上海公报》的做法,采用了联合公报的形式,在主权问题上采用了各自作出声明的表达方式。

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英国开始不愿意写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坚持了一下,后来也不得不同意了。 

  中英两国代表团逐字逐句商定了《联合声明》的最后文本以及三个附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还有一个关于国籍问题双方交换的备忘录。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由我和伊文思草签,从谈判开始到结束,正好两年,完全符合小平同志一开始提出的要求。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起恢复行使主权。小平同志出席了签署仪式。这之后,中英双方把《联合声明》作为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交至联合国备案。 

  为什么能够达成协议?后来小平同志讲,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有实力做后盾。外交谈判历来是这样,没有实力不行。小平同志说,谈判之所以成功,还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谈判当中中方坚持了原则性又有必要的灵活性,对谈判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记得在中英谈判的后期,除了正式谈判之外,我有时候也找英国代表团团长伊文思吃饭,他请我,我也请他。有一次我问他:“大使阁下,你应该清楚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你们为什么还在谈判当中多次提出那些无理要求呢?”他倒是老实地说:“我们要是不提出来,怎么知道你们一定会不同意呢?” 

  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历来都是这样的,任何一方总是想争取对它来说是最有利的结果,如果对方过早让步了,就上当了。英国人是如此,我们也总是把比我们底牌更高的“要价”拿出去,来争取比我们底牌更好一点的结果,这才是为国家着想。不能人家一要或施加一点压力,就什么都给,那还行啊!

■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6期周南口述宗道一等整理 

谈判解决香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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