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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论语》的几个注本 论语版本大全

比较理想的《论语》注本 

  如果生活在汉朝,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论语》是通俗的,但因为是给孩子们读的,也要简单地注一下字词,因此,远在汉代就有人为《论语》作注了。由于语言、文字、社会背景的不断变迁,历代都有为《论语》作注的。两千年后的今天,连古代注本也读不懂了,于是一些新注出现了。如果有人问我,你需要什么样的注本呢?我希望能够还原《论语》及其中主人公孔子本来面貌的读本。也许完全恢复不可能,那么就尽量接近原貌。最近读了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有先获我心之感。 

  该书虽然用了一个颇有些耸人听闻的书名,但是在书封面的眉端作者又注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就明确地表明这本读《论语》的书要还原该书与孔子的本来面貌,“孔子不是圣,只是人”。 

  我们曾有两千多年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不许稍有非议,也经过多年对孔子的丑化乃至谩骂,现在我们应该有个平和的心态读《论语》,讨论孔子。不仅要“去妖魔化”,同时也应“去神圣化”。李零的书有些超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经过“文革”,对于“热闹”抱有警惕。作者运用了近年来考古学和简帛学的研究成果,这样不仅能够有理有据地批评现今的无知妄说之徒,对于自清末以来“疑古”学风也有所矫正。这是“释古”的又一成绩。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古往今来注解《论语》极多,到底它有多少注本?大概很难统计。就孙殿起《贩书偶记》记载其所过目的《论语》(包括《四书》)注本就有二百三十多种之多;1916年日本学者林泰辅刊行的《〈论语〉年谱》中著录了《论语》注本三千余种。这些也大多还是民国以前的著作。入民国之后,西学东渐,不管对儒学肯定还是否定,更刺激了对儒学的研究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新学还是旧学,都有重新研究《论语》之举,又出现了不少新注本。 

  历来的《论语》注本可分两大类,一是阐释经义,辅导阅读。一是借注释《论语》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常说的“六经注我”,或“六经责我开生面”。皇权专制社会对思想控制很严,稍有离经叛道,就会招来灾祸,因此注经成为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 

两本清末民初学者的《论语》注本 

  康有为的《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末的康有为在学术上是个怪人,他持今文学派的主张,把孔子打扮成通天教主,凡是妨碍他立说的一概斥为是汉代古文学派的“作伪”。他的《论语注》也很有特色。他认为《论语》是曾子弟子所辑。曾氏之学“专主守约”,学识狭隘,不足以理解孔子之大道。曾氏弟子所辑的《论语》只能是“曾学”的表现。但康氏还是认为《论语》所记的孔子的话还是“实有微言”,因此他借阐释“微言”便把自己对儒学的理解和关于大同的观念注入到注解中去,以发“大同神明之道”。实际上“大同”只是孔子等儒者理想社会的标的,并非是力求实现的目标,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小康。康氏在注文强调《论语》中有力主大同的话语。如在讲“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说“端拱而致太平”,这个“太平”只能是“人人共之,以成大同”的社会。这离原文之意太远。 

  对于那些有明显负面意义的语句,康氏不是作歪曲的解释,就认为是汉代刘歆所伪造。因为刘歆主古文学说,是康有为竭力打击的靶子。如注卷八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来被视为“道”不必使民知,对于老百姓只要支使他们去干就是了。康在注文中说:“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他认为“民可”二句,或是古文《论语》所窜入,“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 

  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杨树达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语言文字学家,《论语译注》作者杨伯峻的叔叔。此注称“疏证”用陈寅恪先生话说就是“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陈《序》)。李零认为“此书虽有心得,而胜义不多”,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注本。作者在疏解每条文句时,都能把两汉以前相关的文字搜罗殆尽,读者可以据此互相比对,探索原文产生的思想环境。还以上面“民可使由之”两句为例。“疏证”罗列了八条。如引《易传·系辞》和《孟子》说明百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引《吕氏春秋》中的两个故事说明老百姓可与“乐成”(享受建设成果),难以“虑始”(开始时不愿投入)。引《说苑》言“愚夫愚妇”,弄不懂“圣人”本意,不可能说服,只要管理(牧)好他们就成了。最后引《淮南子》意在说明只有“神道设教”,愚弄百姓,才能使其有所规范。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当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到长远的利益,老百姓不可能理解,只能驱使,不必讲理。这样一罗列“民可”两句的真实含义即使不解释也清楚了。从这些条款中读者还可以感受到孔子当时为什么那样说、那样想。这有助于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 

  陈先生《序》中说的“间下己意”是指杨先生常在罗列古人意见后往往以“树达案”的形式,缀以三言两语,颇能判定是非,“解释疑滞”。如《公西华侍坐》章,“各言尔志”之后,孔子表示赞成曾点的意见。“树达案”:“孔子所以与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这比用“孔颜乐处”去解释更合理一些。 

两个台湾学者的新注本 

  林觥顺的《论语我读》(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这是《耄耋学人读经心得》中的一本,此外在内地出版的还有《孝经我读》《礼记我读》之类。从这个副标题可知,老人已经八十有余了。书扉页上介绍作者说“祖籍湖南,现居台湾,幼承家学,数十年研习经史,并力行之”。在扉页上端还题有“读书的最高层次是读经”。可见作者是位崇孔尊经的老人。书中除正文以外,还分“注解”“释义”“心得”三部分。注文有时有新见,但有些“新见”出于老人对孔子及《论语》尊崇,不免穿凿。例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不作”就是不创新,古来很少异义。可是林先生将“不”解作“丕”,丕是“大”的意思,这样,“述而不作”的含义原来理解完全相反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夺”传统的多理解为“夺取”,而林注解释为“失落”。汉代孔子后代孔安国解释“三军”句说“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林先生批评这种解释说:“这是不忠不孝的子孙,昌言教人造反。违背他祖先孔夫子教孝教忠守礼尚义的教条。”如照林先生的解释这两句就没有了力度。再如“民可”两句,林先生重新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解作“肯”,“是心所愿”的意思。“由”解作“随众”,“不”解作“丕”。于是这两句话就成了这个样子:“庶民有肯向学者,可使由浅入深,由简而繁,谆谆善诱,终必丕可使知之于诗书礼乐的涵义精微。”在《论语我读》中孔子基本上没有负面的东西了。 

  程石泉的《论语读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生于1907年,安徽人。192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及伦敦大学读研。1960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程氏一生研究中西哲学、对于《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造诣尤深。这本书据说是耗费十年心血才完成。此书注重考证《论语》版本章句字形字义字音的异同,尽量订正《论语》传抄过程中发生的错字和错简。作者有深湛金石学知识,在校订文字、疏通词句时多用石经残字和金文。可惜程氏未能运用1973年发现的西汉中山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本的《论语》,这比程氏所用的石经残字和敦煌抄本都早。作者从文字、章句、训诂、事典、意义等方面对《论语》作全面解读。作者认为有错的字直接打叉,后面注上他认为正确的字。有的改的比较好如《里仁》中的“义之与比”的“比”改为“从”。这两个字在金文中没有区别。改为“从”则文从字顺了。程氏毕竟有西洋哲学背景,长于分析。“民可”二句,他说“后儒”“每借此以诋毁孔子哲学中无‘民主’思想”,这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实则人权平等为一事,而人之智愚为另一事”。从平等角度说,人人都有学习礼义的权利;就人的智愚而言,也有“生而冥顽不灵者”。因此,他认为“民可”二句“非愚民政策也。乃使庶人生活于仁义道德之环境中”。 

两个有特色的注本 

  姚式川的《论语体认》(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生于1922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极左”时期饱经苦难,而幼时的家乡(浙江东阳上湖)“乡风崇尚孝道、讲信守义,人人尊师好学”的风气对他影响很深。在这种风气熏陶下自幼喜欢《论语》,“囫囵背熟,不求甚解”,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方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精意,因此作者用八年之功著此书。此书最大的特色是打破《论语》原来的编排,按照不同的义理分为十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节。十章题目为:为人,为
政,施教,时评人评,思想核心:仁,行为准则礼,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君子、圣人、贤者、成人、善人、有恒者、士,天命观,对孔子的评论等。 

  本书有利于完整的认识孔子思想和全面掌握《论语》的思想内容。作者注释大多比较平实、顺畅。在其解释“民可”二句也体现出来。他认为一生从事教育的孔子不可能是主张愚民的。“即使在今天这样科学昌明、民主风行的社会,恐怕也难于做到事事都要‘使知之’”。所以姚氏认为这两句只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描述,而非孔子的政治主张。 

  赵纪彬的《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赵生于1905年,河南内黄人。《论语新探》不是一个注本,它只是研究《论语》中的历史背景和其中所体现的儒学观念的著作,本来很冷,初版于1948年,后不断增修,批林批孔运动中空前走红,对北大哲学系70级工农兵学员编著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影响颇大。此书对于《论语》和孔子持完全否定态度。作者认为先秦的“人”和“民”是两个对立的群体。“人”指奴隶主阶级、统治阶级;“民”指被统治阶级、奴隶阶级。因此儒家的核心观念“仁”,只是“爱统治阶级,爱奴隶主”;对历来有一致意见的“有教无类”的“有”字解释成“地域”,“类”是族类。有教无类意为:对于“民”实行军事教练,应该按地域划分,而不分族类,其目的在于打击新兴地主阶级(强宗大族)。书中对于孔子倡导一切都采取批判态度“恶紫之夺朱也”就是“凡不合奴隶制的颜色自己的眼睛莫去看它”。孔子讨厌“佞人”,反对能言善辩,严重阻碍了逻辑学的发展。这些在现代被人们视为天方夜谭的论述(《论语批注》更凸现其中荒诞滑稽的一面)也曾红火过,远远超越现今对孔子和《论语》的追捧。 

其他注本 

  由于《论语》文本的重要性,学者可以从各种角度研究它。例如有从文学角度研究它的《论语赏析》(董连详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完全把《论语》作为文学作品,鉴赏其语言文字及人物情景的描写,并评价了《论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如许世瑛《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台湾开明书店1973年版)则是对《论语》的全部句子作深入的语法分析,每句的句式,其中字词的作用,每个字词的词性等都作了解读。从其细致分析中可见作者的科学态度。本书是作者双目失明后的作品,完成不久即去世。许先生是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儿子,小时候鲁迅曾为他推荐过应读书籍,写了《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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